在中国法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三国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曹魏司法官司马芝，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历仕曹操、曹丕、曹叡三朝，官至大司农。任河南尹期间，他长期执掌京畿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他一生无赫赫战功，无煌煌著述，却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执法坚守，为后世留下刚正不阿的司法印记。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忠亮不倾，庶乎不吐刚茹柔”，语出《诗经·烝民》“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意为不欺软、不畏强。细读其生平，这八字恰是其一生的精准写照。

　　司马芝的司法风骨，在其初入仕途时便已展露。他早年任菅长（菅县县令，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邹平市一带），所在济南郡的郡主簿刘节为“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堪称地方一霸。县中征发兵役，刘节藏匿门客，拒不遣送。面对豪强，司马芝没有退缩，他致书陈理：“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条（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但刘节仍不为所动，司马芝便驰檄郡府，历数其罪。所幸“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当地百姓得知司马芝竟将郡中主簿征为兵卒，一时传为奇谈。执法不避豪强、法纪面前无特权，彼时司马芝以一介小吏之身，便向世人昭示了律法的刚性。

　　如果说对豪强亮剑尚需勇气，那么对权贵的请托说“不”，则更见其定力。司马芝任广平令（今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时，“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托，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宠臣故旧、匿名请托，司马芝一概不回，皆依法处置。后来刘勋因图谋不轨被诛杀，与他有交往关联之人也均获罪，而司马芝则因远见卓识为人称道。升任河南尹后，司马芝依旧“抑强扶弱，私请不行”。当时宫中宦官想托司马芝办事，始终不敢开口；甚至连他妻子的伯父董昭，虽为朝廷重臣，也忌惮他的原则，不肯替人转达请托。其公私之分明，可谓密不透风。

　　魏明帝即位之初，特进（朝廷授予功勋卓著、有特殊地位之人的特殊官职）曹洪的乳母与临汾公主的侍女因涉祭祀妖神而被时任河南尹的司马芝收押下狱。太皇太后卞氏遣黄门吴达前往司马芝的府上传令放人，司马芝拒不接纳太后敕令，不待奏报明帝，便直接命令洛阳监狱官员依法将人犯审讯处决。事后他上疏自我弹劾：“诸应死罪者，皆当先表须报。前制书禁绝淫祀以正风俗，今当等所犯妖刑，辞语始定，黄门吴达诣臣，传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惧有救护，速闻圣听，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辄敕县考竟，擅行刑戮，伏须诛罚。”明帝对其做法表示认可：“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诏书，以权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诏之意，何谢之有？后黄门复往，慎勿通也。”

　　这一拒一奏之间，蕴藏古代司法的制度深意。“诸应死罪者，皆当先表须报”，是曹魏死刑奏报制度的文献明证。这一死刑事前奏报制度，经后世演进发展为隋唐死刑复奏制度，与当代死刑复核审慎对待生命的精神一脉相通。而司马芝的“以权行事”，本质是为奉诏守法抵制特权。如今司法领域严防干预司法、违规过问案件，而司马芝那句“不敢通”，正是千年前的先声。

　　司马芝之刚，以对弱者的柔软为底色。司马芝任大理正时，有人偷了官府的丝绢藏在厕所里，有司官吏怀疑是女工所为，便将其逮捕入狱。面对嫌疑女工，司马芝认为“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司马芝这段话揭示的是刑讯逼供与口供中心主义的致命弊端：赃物先获而后逼取口供，弱者不堪拷掠，必致诬服；以诬服之辞定案，绝非真正的折狱。其“宥所疑”三字之主张，恰与今天疑罪从无的理念遥相呼应。

　　执法者必先受法之约束，司马芝深谙此理。他告诫属吏：“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君劣于上，吏祸于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于是属下官吏无不自励。裴松之注《三国志·司马芝传》引《傅子》品评曹魏历任河南尹，称“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褒其纲纪森然，也叹其治事崇尚简净，不尚繁苛。司马芝为官十一年，多次上奏修正不合时宜的制度，在公卿之间始终直道而行，最终卒于任上，家无余财。

　　司马芝的司法品格，始于抑强扶弱的勇气，立于拒请护法的定力，成于慎刑宥疑的仁心，归于纲举简从的治道，而核心始终是一个“法”字——对法的敬畏，对公平正义的毕生坚守。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今天，重温这位千百年前的司法者抵御干预的勇气、疑罪从无的智慧、从严治吏的自觉，依然对新时代法律人有着宝贵的历史镜鉴。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