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成要件要素论”和“违法阻却事由论”的困境与反思

“构成要件要素论”认为，麻精药品的毒品用途属于毒品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而当目的用途无法查清时，又分流出“间接故意说”和“疑罪从无说”两种做法。“间接故意说”将行为人认识到的“多种可能性并存”等同于对“被作为毒品滥用”的放任，逻辑牵强，有主观归罪之嫌。几乎所有违规出售麻精药品者都对滥用风险有所认知，若一律认定为间接故意，将导致妨害药品管理罪等条文被虚置。“疑罪从无说”虽考虑到双重属性，但将无法查明用途的麻精药品一律按药用处理，无法满足打击毒品犯罪的现实需要，与最高法于2023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不符，不当扩大出罪范围。两种观点皆与注重行为客观表现形式的刑法客观主义立场相悖。“违法阻却事由论”则认为，医疗等合法用途属于毒品犯罪的违法阻却事由，检察机关只需证明涉案药品为管制麻精药品即可，由行为人承担目的用途的举证责任。此观点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其一，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行为人，严重偏离了检察人员对无罪、罪轻证据同样负有收集责任的法定准则。其二，检察机关仅证明药品属性即提起公诉，将导致诉判罪名不一致现象大量出现，增加“滥诉错诉”风险。其三，将目的用途审查置于庭审中，割裂了审查起诉环节事实认定的整体性。其四，由行为人证明麻精药品的目的用途忽视了行为人举证能力的客观条件，可能导致诉讼结构失衡。

二、以滥用可能性为核心的“合理注意说”之提倡

破解这一难题，应在坚持“违法阻却事由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在证据收集、审查和举证方面采“合理注意说”。即麻精药品目的用途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负责，若侦查机关确实无法查明涉案麻精药品被用于毒品犯罪，而行为人对麻精药品的流向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不存在“滥用可能性”,就不应以毒品犯罪处理。

从法益本质看，麻精药品具体发挥何种属性，关键在于是否被“滥用”。行为人若对购买者身份、购买意图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论最终流向如何，在行为人实施贩卖行为之时不具备产生法益侵害的危险。便不具有可罚性。反之，若行为人对购买者身份和意图不管不问，即便涉案药品最终被用于治疗疾病，在售出时也已产生损害公众健康的现实危险，具有惩处必要性。以“滥用可能性”代替目的用途作为涉麻精药品毒品犯罪法益侵害性的判断标准，更为准确、科学、可行，契合涉麻精药品类毒品犯罪抽象危险犯的规范属性。既能减轻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工作负担，又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本文刊登于《中国检察官》杂志2026年9月（司法实务版）